一起讨论方言的朋友给我推荐了这篇文章，不过我想了想其实我没有太多这样的经验。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多与自然接触的机会，方言也就失去了最丰富的词汇宝库，遗留下的不过引车贩浆和茶米油盐，反倒不如文本形式的汉语经典来得趣味深厚。但现在有时还是会在某些情境想起土话的一些说法，这其中确实有种来回审视的趣味。但也不限于方言母语就是了。
我小时候，村里人使用的语言，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。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，事物和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，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。对多数人而言，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，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，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，落进空洞。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、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，大脑既不与它们同行，也没有另辟蹊径。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，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。我们常说：“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，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。”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？似乎也不尽然。冬天室外无事可做的时候，看着父亲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，为什么外婆总这样劝母亲：“如果感觉难受，就整理一下衣柜吧。”收拾衣物能让脑子平静下来。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，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，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，重新叠好，摞起来，或一件件挂好。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，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。
只有众人一起干活，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，语言才会伴随劳动。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。扛麻袋、挖沟、砍伐、收割，所有这些重体力活，都是沉默的课堂。体力消耗过度，没有力气用来讲话了。二、三十人能够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干活，一言不发。有时我待在一边想，我就这么看着，看你们如何在劳动中荒废了话语的能力，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，会忘掉所有的词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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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的方言德语说：风在走；学校的标准德语说：风在吹（wehen），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(wehen)；罗语则说：风在打（vintulbate），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：风不是让自己，而是让别人痛。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。德语说：风躺下了，是平坦的、水平的；罗语说：风站住了（vintulastat），是直立的、垂直的。“风”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，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。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。
百合（Lilie），在罗语中是阳性，crin。阴性的Lilie和阳性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。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，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。拥有两种视角的人，二者在头脑中交织在一起。阴性百合和阳性百合敞开自己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荡着秋千，荡进对方的身体里去。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骚乱，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。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？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？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？一只白手套，还是白色衣领？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，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？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，通过两种百合视角，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。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，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。与单语百合相比，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。
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，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。母语无需作为，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，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，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，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。从此，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，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。当然，对个体而言，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，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，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。我们知道，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、最基本的标准，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，无须有意识地学习。母语像皮肤一样，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，如果被小看、被歧视、甚或被禁止，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。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，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，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。和我经历类似的人，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。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，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，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。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，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，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。我要说的话，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，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，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。
现在我明白了，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、这种迟疑，也给了我时间，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。罗语的燕子，rindunica，“小排排坐”，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，其内涵比德语中的“燕子”要丰富得多。一个鸟的名字，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：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。没有接触罗语之前，每个夏天，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。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，和我的感觉更合拍。不论说话还是写作，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。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，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，在那里生了根，发了芽。
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，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，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。相反，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，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，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。我爱自己的母语，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，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。